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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

[88]参见前注[30]，叶必丰书，第51页。章剑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叶必丰教授在其最新研究中试图为行政行为的分类，在服务于制度建设之外确立新的功能。[56]实际上，这还只是张树义教授所批评的仅以法律效果作为判断标准。[57]对此，姜明安教授进行过阶段性总结：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原是学术研究上的需要。对立法的适用和解释形成判例，从而使学说落地生根。其实，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吕凤太和吴国清更早地发表了以具体行政行为为论题的论文，不过文中所讨论的与《行政诉讼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关联，参见吕凤太、吴国清：论具体行政行为，《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

章剑生教授的新著《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则尝试在个案—规范框架中更新中国行政法本土学说体系。[95]参见江利红：论行政法学中‘行政过程概念的导入——从‘行政行为到‘行政过程，《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3期，第79～90页。土地管理系统在1980年代末代表国家建立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市场就是例子。

参见孙宪忠：《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的悖谬及改革切入点分析》，《法律科学》2013年第3期，第59页。而之所以要在具体的法律上对其进行规范，则是因为宪法赋予国家所有权的特殊义务和特殊功能是原则、概括的，需要通过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来加以落实。[32] 同上书，第213页以下。1959年的美国阿拉斯加州宪法规定，阿拉斯加的自然资源属于阿拉斯加居民。

其次，是为了确保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主体在受到公权力侵犯时，可以拥有相应的请求权基础。另外，因为近几年人口老龄化问题，挪威决定将公民养老作为该项基金的主要用途，政府为此还将该项基金的名称改为养老基金，目的是确保挪威所有的公民在退休之后都可以从该项基金中获得一份保障。

[8] 物权说的本质是将国家拟人化，即将国家看作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独立财产并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然后将其拥有的所有权解释为一种物权。李忠夏最近批评说，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机构如果权利受到侵犯，应当通过政府内部协调机制来处理而不应当纳入司法审查，即便纳入司法审查，也应当适用权限争议程序而不是基本权利保护程序来解决相关纠纷。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村民吴高亮在家门口承包地的河道边发现价值数百万的乌木，随后就被镇政府收走了。也就是说，仅仅强调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是需要立法形成的制度性保障，对于解决理论和现实争议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回答如何恰当地对这种制度性保障进行具体化和立法形成等诸多问题。

[14] 李昌庚：《国家所有权理论拷辨》，《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2期，第99-101页。事实上，前苏联法学界在所有权领域创造出来的法学怪胎，是统一、唯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所有权代表和行使学说而非国家所有权理论本身。参见[德]迪特儿·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以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体现在依法就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而具体执行机关是国务院。

（2）依照宪法第9条第1款的规定，上述三种自然资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如页岩气）是可以成为国家所有权对象的，因为该条文对于自然资源的列举属于不完全列举。[22]在关于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研究中，彭诚信和单平基认同宪法上国家所有权的功能主要在于为全民所有提供法权性规定和制度性保障，但反对将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界定为基本权利或者普通物权。

（二）国家所有权的功能特殊性 人们通常认为，宪法上的财产权属于防御权的范畴，其首要功能在于对国家权力肆意侵犯的防御。[33] 参见程雪阳：《国家所有权概念史的考察与反思》，《交大法学》2015年第2期，第89页。

参见王洪伟、张爱荣：《男孩被河道洪水淹死家属索赔》，《广州日报》2006年6月1日A3版。一些学者之所以希望将国家所有权解释为公法上的管理权，反对将国家所有解释为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除了理论上的担忧外，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行使国家所有权的主体没有将相关收益用于全民福利不满，或者担忧国家与民争利。[42] 当然，要实现国家所有权的这种特殊功能，首先要健全民主代议程序，制定合理的国有财产使用和利用规则。参见夏正林：《从基本权利到宪法权利》，《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130页。参见王旭：《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宪法规制功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第15页。[19] 徐祥民：《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之国家所有制说》，《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38页。

[53] 转引自[德] J?F?鲍尔，R?施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页以下。（3）要实现宪法赋予国家所有权的特殊功能，仅仅依靠宪法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比如物权法、自然资源法、土地法、国有资产法等）对国家所有权的种类、范围、行使方式、用途与收益加以立法形成，从而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国家所有权的法秩序。

依照笔者的设想，国家所有权行使和运行机制的完善至少要包括享有权、代表权和具体执行权三个层面。李进：《河边洗头24岁小伙再没回来》，《安徽商报》2013年12月23日第11版。

由此观之，虽然所有权这个术语和概念发端于民法，但当其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作为一种新的所有权类型被规定到宪法上以后，这个术语的功能和对于社会的意义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确实，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所有与全民所有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张关系。

[60] 见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2007年3月15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常识，但却被现行法律所忽视。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保护自由免受来自社会的威胁。宪法权利与基本权利的关系应当是：（1）规定到我国宪法第二章中的基本权利，毫无疑问属于我国宪法秩序所确认或承认的基本权利。

国家审计署办公厅：《40个市地州56个县区市土地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及土地征收出让情况审计调查结果》（2010年4月20日）。有的代表和民法专家表示反对，法律委员会也认为，不加区别地规定野生植物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是不确切的，因此物权法第49条最终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也就是说，我国宪法所保护的财产所有权种类要远远大于民法所确认和规范的所有权种类，但相关财产所有者对这些财产所拥有的显然也是所有权，而不是其他什么权利。另外，自1980年代建立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以来，除了资源税，国家作为国有矿产所有权人对于矿产资源的开采也仅收取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矿区使用费等有限的费用，这意味着国家不仅转让了勘查投资收益，而且将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大部分权益无偿赠与了矿产资源开发主体。

很多学者之所以反对将国家所有权界定为民法上的所有权，理由之一是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中的全民是不确定的，无法成为民法上所有权的主体。宪法第9条第1款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中的国家所有存在同样的问题。

笔者认为，第9条第1款和第10条第1、2款都是授权性规范或者是授权性规范的组成部分，它们都赋予了国家作为获得民法所有权的资格。（2）但基于宪法第9条第1款关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规定，国家所有权必须服从于服务全民，为全民所共享这一制度性保障的要求。不过，在对宪法上国家所有权进行具体化和立法形成时，立法者要保持审慎的美德，不能违背基本的自然规律、基本的立法原则以及建立国家所有权的基本目的。从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程度来看，风能和太阳能并非人类所能控制，不宜将其纳入我国的财产法秩序。

如曾经担任过德国宪法法院法官的格林（Dieter Grimm）在讨论现代宪法的前景时就曾指出，在现代社会，市民社会模式（即在私人自主的主导下，借助于财产、契约和遗嘱自由三大支柱而形成的自由经济模式）依然极为重要，但其需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比如，规定住宅所有权人永远不得为自己之目的使用其住宅，而只能保留使用出租人的地位，即为违宪。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评和指责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或各个行政管理系统，而在于要为市场监管主体与所有权行使主体、中央与地方搭建合理的国家所有权权利行使体系和制度框架，从而确保国有财产及其收益可以为全民所共享，为公民的自由和自主发展提供制度、组织和物质上的保障。在规定什么为所有权时，民法与公法彼此间起同等作用。

（2）没有规定到宪法第二章中的权利，有可能（但不必然）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机构与政府管理部门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职能和名称不同而已，其不享有基本权利。